莫言原名管谟业，1955年出生的时候，已经是大家族里的第四个孩子，除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还跟叔叔一家住在一起，此后，婶婶又生了三个儿子，全家十三口人挤在五间土房子里。他那个年代的大家庭，用大哥管谟贤的话说：“大人天天忙着干活，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填饱一家人的肚子，哪有什么欢声笑语和温暖可言，父母的爱被生活重担所淹没，只能埋在心里。”莫言3岁的时候，就赶上了“大跃进”，此后，又是三年困难时期，吃饭问题成了农村的头等大事。
饥饿
饥饿，成为小莫言童年的第一波记忆。后来，在他的成名作《透明的红萝卜》中，莫言对主人公“黑孩儿”的描写便是自己当年的写照“他的头很大，脖子细长，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。”此后，有关饥饿的描写，就一直贯穿在莫言的作品中，真真假假，多半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。1961年春，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，那种亮晶晶的东西孩子们从来没见过，有人跑上前拿起一块就啃，其他孩子也扑上去，每人抢一块吃起来，那种味道直到今天还让莫言记忆犹新。后来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《蛙》。在《丰乳肥臀》中，莫言描写母亲上官鲁氏奇特的偷粮方式她给生产队拉磨，趁干部不注意时，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吞到胃里，这样就能躲过下工时的搜身检查。回到家后，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，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咙里催吐，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，然后洗净、捣碎，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，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，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。这样的情节听着离奇，但却是莫言母亲和村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。
莫言曾经说过，文学其实是一种记忆。有时候在写作时打开记忆的闸门，对饥饿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泻千里。至今，莫言仍然对食物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敬畏。妻子杜芹兰告诉我们，几十年来，无论名气多大，他对吃一直没有要求，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，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，馒头、面条、包子，永不厌烦。至于饺子，无疑算得上是最高的礼遇了。
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，母亲往往要承担更大的苦痛。莫言的母亲，本名高淑娟，但却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机会都没有，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上一直写的是管高氏。在母亲两岁时，其亲生母亲就去世了，跟着姑母长大。17岁时嫁到管家，她身材矮小，缠着小脚，体重只有七八十斤，却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。常年的过度劳累，让她患上一身病，哮喘、肺气肿、肛肠疾病……小莫言的记忆里，每逢夏天，母亲必头疼，在家里呕吐怕婆婆和妯娌嫌弃，每晚就跑到胡同里用手扶着柳树呕吐；到了冬天哮喘病就发作，浑身没有力气，一行动就喘息不止，只好天天坐在炕上。在她最后的10年岁月里，莫言每次回家探亲，都要陪着母亲去医院。一次采访中谈及童年最深刻的记忆，莫言答道：“是母亲的叹息。”
旧时的大家庭中，母亲大概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了，上有公婆，下有子女，除了忍饥挨饿，还要频繁承受生育之苦。莫言的母亲总共生育了8个子女，但活下来的却只有4个。母亲曾经告诉莫言，自己怀过一对双胞胎，那时候“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”，但还是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。到生产那天，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，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，下午生产，晚上赶上暴雨，又要挣扎着起来去麦场抢收麦子。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，母亲也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。
1994年1月，母亲走完了自己苦难的人生。莫言回家奔丧，回到县城南关的小院时，一度万念俱灰。想起自己曾经在北京积水潭地铁口看到的那一幕，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妇女，正怀抱两个孩子哺乳，莫言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流下了眼泪。他把自己关在南关的小院里三个多月，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几乎没有出门，一口气写下了50万字的《丰乳肥臀》。
在这部小说的开端，莫言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母亲上官鲁氏的一次生产。婆婆从大街上扫了一簸箕浮土铺在炕上，让上官鲁氏自己来生，她和家人则忙着去为驴接生。这种把孩子生在土里的方法，是当年普遍的真实做法，莫言当年也是生在父亲收来的一堆土里，或许也是一种隐喻，生命的开端就与土地紧密相连。
饥饿、土地、母亲、生育，是莫言小说里最常见的要素。不止于此，莫言还不惜笔墨对女性做了浓墨重彩的阐释。莫言的奶奶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，据大哥管谟贤回忆，奶奶的胆子比爷爷还大，有一年鬼子来砸门，爷爷去开，鬼子一进门就把爷爷踢倒，刺刀对准爷爷的胸口，吓得爷爷面如土色，倒是奶奶镇静地走上前去把爷爷扶起。此后，只要听说鬼子来了，爷爷就先跑了，往往由奶奶留守，哪怕后来的八路军、解放军来了，开大会也都是奶奶去。或许是受了这个影响，莫言笔下的女性，往往性格要强，率性洒脱，《红高粱》里的“我奶奶”就是一例。莫言甚至说过，他认为女性才是世界秩序的缔造者。莫言当年5岁才断奶，他着力塑造了患有“恋乳症”的上官金童这一角色，也算是对自己、对男性、对内心懦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视。
孤独
据现存的《高密管氏家谱》记载，高密管氏世居胶东，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。历史上因为从军、做官或战乱等原因，曾迁居过江苏海州、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。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，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。民国元年，因与人打官司败诉，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。
其实，东北乡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，因为平安庄地处高密县城东北方向，当地人习惯以方位来指称。行政区划中的平安庄，乡镇合并前属于大栏乡，地处胶河南岸，地势低洼，最高处也不过海拔8米，连年洪水，是一片荒地，因适宜放牧、多牛栏羊栏而得名。从管家苓芝迁居此地，当地人称之为“下洼”，实属迫不得已来此开荒。
莫言是伴随着家族的衰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本来曾祖父一辈来到这里是白手起家，但靠着祖父三兄弟的卖力经营，到“土改”的时候，管家却划成了中农。中农在当时是团结对象，地位虽然没有地主那样卑微，但也算不上是主流。可当时的山东地区，在康生领导下，土改走“极左”路线，斗争形势格外激烈，莫言这样的中农家庭在村子里矮了半截，这种边缘性的身份与孤独一直伴随着他的童年和青年。
莫言的父亲管贻范，生性严厉，个子高大但沉默不语，当地人习惯说他长有“虎毛”，管教孩子不怒自威。一直到今天，村里人说起莫父，仍是尊敬有加，哪怕是孙子辈的媳妇穿衣打扮也必须得中规中矩，稍有出格就免不了要挨他的责骂。他自解放前就为共产党队伍征粮，后来一直在人民公社当会计，干了33年才退休，但却一直没能入党。因为成分不好，父亲一辈子行事谨慎，为生产队买支钢笔记账都要公社书记批准才敢。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揍，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，便拔了个萝卜吃，后来被人告状，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，被父亲知道后，差点把他打死，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，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。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。
莫言的童年，正是中国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，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、人民公社、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一波接着一波，个体命运被裹挟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，飘摇不定，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。作为家里的小儿子，莫言不仅有点嘴馋、偷懒，长得丑，又爱说话吹牛，为此没少惹事，在家里并不受待见。后来，在解释《四十一炮》这篇小说的篇名时，莫言自述自己这样爱说话的孩子在村里就叫“炮孩子”，意思是说话像放炮，毫无遮拦。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，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“炮孩子”莫言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。那一年，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大哥回家，带回了一些有关上海“一月革命”的材料，莫言看后，也学着带领一帮同学搞起了造反。他们组织了一个“蒺藜造反小队”，之所以起这个名字，就是考虑到“蒺藜”虽小，但全身硬刺。莫言亲自写了造反小报，带领同学撕了学校的课表，但是很快就因为队伍里出了“叛徒”而被镇压了。由于升初中需要贫下中农子弟的推荐，莫言被清除出了学校，只能下地务农。现在说起这些，大哥还觉得有愧于他。
离开校园，事后看，对莫言是一把双刃剑。不满12岁的他还干不了农活，只能放牛、割草，作为被集体所抛弃的一员，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自卑。学校就在自己的老屋旁边，每次牵着牛路过，听着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，莫言就会感觉自己比别人矮半截。中断学业曾经是莫言的一个心结，直到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才算解开，他激动地给当时在湖南当中学老师的大哥写信：“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扔掉小学肄业帽子的机会，因此我感到有几分高兴。”
但是，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，又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。莫言坦诚，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，对动植物、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，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。老房子就建在胶河岸边，那时候还没有高高的河堤，推开后窗就能看到宽阔的河面，遇到发大水，白花花的浪头翻滚而来，就像拥挤的马头。莫言描写洪水的样子，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好奇，2002年春节时他专程来到莫言老家过年，看到河的样子才算解了心头之惑。
虽然不能上学，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。二哥管谟欣还记得，当年他和莫言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，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，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，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。为了借书看，莫言和二哥轮流给人推磨，推10圈磨才能换一页书读。断断续续几年下来，莫言已经熟读了《聊斋志异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七侠五义》等古典小说和《林海雪原》等现代小说，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《新华字典》。直到今天，二哥还保留着这本珍贵的《新华字典》，泛黄发黑的纸上透着油光，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：“大栏小学，管谟业。”这种自由散漫、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，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。
离家
饥饿，孤独，身份的自卑，以及大家庭生活中的压抑，莫言在21岁之前所想、所做的努力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逃离家乡，为此他尝试过各种办法。
大祖父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，尤其擅长妇科和儿科。退学在家的日子里，有一段时间莫言曾经跟着大祖父学医、读医术，但因为大祖父是地主身份，土改时被扫地出门，唯一的儿子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且多年来生死未卜，要想靠行医跳出农村几乎走不通。
考大学似乎是最好的出路。大哥管谟贤1963年考上华东师范大学后，对莫言的触动更大，成为他儿时梦寐以求的榜样。大哥向我们回忆，有一年寒假回家，莫言趁着他睡觉的时候，偷偷摘下大学校徽别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好好炫耀了一番。“文革”后期，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，按政策莫言或许还有点机会，但现实中大学招生名额很少，不等到村一级就被瓜分完毕，莫言一直也没有真正获得过这样的机会。为此，他还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写信，给省、地、县、公社的招生小组领导写信，但却始终未能如愿。村里人知道他在做“大学白日梦”，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，生产队里的贫农代表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：“你这样的能上得了大学，连圈里的猪也能上。”
1973年，在河崖棉油加工厂当会计的叔叔给莫言介绍了一份工作，让他去过磅组当季节工，每年棉花收获的季节，去干两个月，负责过磅和记账，每日工资1。4元，回去还要给生产队交一部分。这份工作虽然看不到什么前途，但最起码算是莫言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村庄。有一段时间，厂里组织“批林批孔”，莫言还负责办过黑板报，唤醒了他潜在的写作才华，也算收获一些自信。直到1976年去当兵，莫言在棉油厂断断续续干了4年。他后来回忆，一次集体劳动中，莫言受到了领导的表扬，算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表扬。也是在这里，莫言结识了自己的妻子杜芹兰。但作为一个没学历没身份的临时工，要想当正式的工人，也是希望渺茫。
除了考大学，农村孩子要想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，还有一条路可走当兵。但是，从17岁开始，莫言年年报名，年年体检，却从未成功，不是体检不合格，就是政审不合格。二哥管谟欣回忆说，三兄弟自幼都有当兵的梦想，大哥拿到过入伍通知书，但却在最后时刻被别人顶替，他自己也是年年体检合格但年年走不成，有一次竟然是在集中报到的前一天被人替换下来。
莫言的转机出现在1976年。这一年，莫言已经是第四年报名参军，为了能当上兵，他没少下工夫，碰巧当时公社武装部领导的孩子也在棉油厂上班，莫言就注意与他搞好关系。叔叔也找人帮忙，从厂里给莫言报了名。天时地利人和的是，这一年，生产队的领导和贫农代表们都在外地出工，没了人打小报告，莫言终于如愿当了兵。
离开家乡的那一天，别的人都哭哭泣泣、恋恋不舍，只有莫言满心欢喜，他头也不回地坐上了开往军营的汽车。可是，到了黄县的部队，莫言才发现，虽然能够吃饱肚子穿暖衣服，但搞不好当几年兵还要回到那个带给他饥饿和孤独的家乡。
大哥管谟贤回忆，入伍后，莫言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。“当时为之一惊，那时候的作文都是”遇到困难，背诵语录，战胜困难“的三段论，莫言的信却是有人物、有情感。”在湖南当中学语文老师的大哥还曾把这封信拿到班上读给学生听。在信里，莫言除了表达成功入伍的激动之外，更多的则流露出一番失落之情。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属于总参谋部下属的一个保密部门，军营里唱主角的都是有着高学历的技术人才，像莫言这样既没学历又没技术的新兵，只能被分去做饭和站岗。很不幸，莫言连做饭的机会都没得到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哨兵。
怎么办？如果这样下去，过几年退伍后难免又得回到那个自己一直想离开的家乡，又得过上土里刨食的日子，又得受到贫农们的白眼和讥讽。恢复高考后，部队里还曾想推荐他去参加高考，莫言非常珍惜，跑到黄县中学去借书、听课，但最后却被告知，名额没有了。无奈，莫言想到了写作，若是能在军旅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，说不定能够获得提干的机会。看上去，这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。刚开始大哥还有些担心，“从来写文章都是个危险的差事，家里成分又不好，生怕出问题，但却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”。
位于县城南关村的莫言旧居。莫言婚后曾在此居住多年，他前期的部分作品便是在这里创作完成
那段时间，莫言写得很苦，但并没有什么收获，投出去的稿子都是石沉大海。由于压力大，他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，被胃病和鼻炎折磨着。虽然后来调往保定当教导员，但他仍焦虑无比，如果作品不能发表，就几乎没有提干的希望。在1980年5月份一封写给大哥的信中，莫言让大哥寄来他认为有参考价值的各类书籍，他说：“这是我能否达到目标的最后一次”垂死挣扎“，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，成败在此一举。”
1981年10月7日，莫言又给大哥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，他的提干已经有眉目了，暑假里写了一篇小说，发表在保定的新刊物《莲池》上。“真是瞎猫碰了死耗子，这篇东西费力最少，一上午写成，竟成功了，有好多”呕心沥血“之作竟篇篇流产，不知是何道理。”
这就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《春夜雨霏霏》，有了这篇作品，如果提干能够顺利通过，最起码莫言不用再担心回家务农了。他告诉大哥，自己就快要当父亲了。“往事不堪回首，几十年，一场梦幻。我马上也要30岁了，再不努力真的就完了。”